辽西走廊为连接中原与东北之咽喉，其重要性不亚于河西走廊，故两地皆诞生了天下名关——山海关与嘉峪关。
与大家印象不同的是，中原地区对东北的开拓要远早于河西，早在战国时期，燕国大将秦开就已拓地辽东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还曾设辽东郡管理，大概比汉武帝时期的河西四郡要早上百年，之所以名声不显，主要因当时边患主要来自西北，河西四郡起着隔绝匈奴与羌人的重要作用。
辽西走廊自唐末起，东北少数民族逐渐中原化，诞生了诸如契丹、女真等渔猎民族，而西北地区自唐末以来，便逐渐衰落，中原政治中心日渐东移，辽西走廊的战略地位随之开始上升。
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均起于长城以北，故对辽西走廊虽然重视，却也没有大兴土木，兴建巨型防御体系。辽西古城群的真正形成，还要从明代说起。
公元年，徐达所率北伐军兵不血刃进入元大都（今北京），公元年督建山海关城，是为“天下第一关”之始。公元年正月，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，不走辽西沿海大路，而是出松亭关后再向东，沿曹操征乌桓之故道，奇袭纳哈出，迫使其归降，东北地区尽入大明版图。
山海关靖难之役胜利后，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，因辽西地近北京，战略地位陡然上升，加之永乐皇帝以后，明廷北疆边防政策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御，遂自宣德朝起，大修堡垒，今天辽宁的很多重要城市（如锦州）皆发源于此。
辽西走廊古城群的真正形成要等到明末。自公元年明军败于萨尔浒后，辽东局势愈发紧张，在明廷内部的派系倾轧与后金军的凌厉攻势下，沈阳、辽阳先后丢失，山海关一度成为前线，北京震动。
对于东北地区的战略防御问题，当时的明廷内部有两派意见：一派以兵部尚书王在晋为首，主张暂弃辽东之地，以经济手段困死后金政权；一派以大学士孙承宗为首，主张一路修碉堡，搞“蚕食政策”，逐步恢复辽东。
孙承宗事实上，两派意见都不无道理，但又各有缺陷：前者丧失战略缓冲，实在令明廷君臣难以放心北京安全；后者花费钱粮太大，明廷财政恐怕难以支持。归根结底，明廷缺乏一支强大的野战兵团，只能处处被动。
最终，孙承宗一派的意见被天启皇帝所采纳，据《明史》记载，“承宗在关四年，前后修复大城九、堡四十五，练兵十一万，立车营十二、水营五、火营二、前锋后劲营八，造甲胄、器械、弓矢、炮石、渠答、卤楯之具合数百万，拓地四百里，开屯五千顷，岁入十五万。”宁远卫（今兴城县城）、中后所（今绥中县城）、锦州（今辽宁锦州）及周边之塔山、杏山、松山诸堡皆为当时所重建或始建，耗资无算，被后人称之为“关宁锦防线”。
在随后的二十年间，辽西走廊地区屡遭战火，大概剧本是清军围城，打草谷；明军守城不出，明廷拼尽全力凑齐一支野战兵团前来救援，再被清军“围点打援”所击溃。小者如祖大寿大凌河之围，大者如洪承畴对阵皇太极的松锦会战，基本如此。
宁远卫城公元年，李自成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上吊自尽，辽东总兵吴三桂开山海关降清，本就残破的“关宁锦防线”彻底荒废。康熙初年，玄烨曾计划将撤藩后的“三藩”家眷安置于此，后因“三藩之乱”而不了了之。雍正年间，奉天将军那苏图曾上书皇帝，希望能恢复辽西诸城堡，又遭婉拒，称“应令仍在各旧住处当差操演，不必另行筑城设官。”
乾隆自号“十全老人”，其所在位的六十年也确实国力鼎盛，故于公元年第三次回关外谒陵后，决定拨库银百余万两整修关外十八城，命工部侍郎德成与盛京将军督修，限五年完成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辽西古城群，大概是清代的底子。
辽西古城群最后一次载入战争史册，大概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，尤其是“塔山阻击战”。是役，我解放军官兵坚守阵地六天六夜，顶住了国民党军海陆空三军立体式进攻，击溃有“赵子龙师”之称的国军独95师，一举成就“塔山英雄团”、“白台山英雄团”、“塔山英雄守备团”、“威震敌胆炮团”等英雄部队的赫赫威名，保证了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。
塔山阻击战而今，以宁远卫为代表的辽西古城群早已成为商业景点，游人如织，抚今追昔，不禁令人感慨：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”